加强二次分配，急需政府预算制度创新和其他广泛的政策创新，包括那些旨在将低收入阶层带入发展进程的一系列政策创新。
它指的是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，人口增多、交通拥挤、环境污染等城市病越来越严重之后，大量城市人口开始往郊区或者农村流动。逆城市化这个概念是美国地理学家波恩在1976年提出来的。
你晓得什么叫工业化吗？工业化带动城市化，让更多的人聚居在城市，这样就要开发房地产，房地产开发好了之后呢，转而要消耗工业用品。这才是真正的逆城市化阶段，我们还差得很远。然后呢，一些有钱人就会像欧美国家一样，慢慢搬到郊区去住，郊区的配套也就起来了，然后中产阶级再搬出去住，接着就会有很多的公司、工厂搬出去，最后形成一个配套完善的城镇。而我在《财经郎眼06》中就指出，中国的逆城市化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土地现在越来越值钱了，透过土地可以拿到很多高额的回报。
进入 郎咸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城市化 逆城市化 。所以我们今天是在整个大的城乡二元结构之下思考这个问题的，其实现在有两个制度是亟待突破的，一个是我们之前说的户籍制度，其实户籍制度的要解决的不是户籍本身，而是户籍背后庞大的利益集群。但从毕业届师兄师姐那里传来的讯息是，除非自己特别优秀，否则就早点托关系、找门路。
对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来讲，进入央企会是一份令人艳羡的工作。也许有人会指责这些同学：为什么一定要去机关、国企，难道不能去当村官、做社工吗？平凡的岗位也可以有大作为。首先是经济层面，中国经济体系的包容性严重不足。一是权力必须集中——没有集中的权力，就失去了繁荣的秩序基础。
不过，近几十年的经验也告诉我们，中国冲进死胡同的说法势必存在争论。原因在于中国国企尤其是大国企的垄断地位，它们在市场中占据土地、资源、金融等绝对优势地位。
然而当前老百姓怕乱的心理，与执政党担忧政改风险的心理不谋而合，形成政治经济改革的主要阻碍。可以说，这是极具政治进步的讯号。然而在中国，即使是从最顶级大学毕业的年轻人，都不能保证过上有尊严的生活。即使是美国这样的现代国家都存在精粹国家的危险，茶党（Tea Party）的崛起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（Occupy Wall Street）的风起云涌就是例证。
这种情况下，现在的大学生在学习中表现出愈来愈重的功利化、焦虑化倾向，就不难理解。其实，如果缺乏包容性的政治体系，即使是经济精英也会缺乏安全感。从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到这个问题：十几年前的大学生就业选择偏向于外企、私企等非公有经济，如今大学生趋之若鹜的对象是国企，尤其是央企。在中国，表达声音的大小与经济实力密切相关。
当然，不可否认，中国成为精粹国家的危险更大。除非情况变得很糟糕，即革命。
中国总理温家宝日前就表示，必须打破银行业的垄断局面，并称中国政府已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。他们的解释是，如果权力体系允许精英们为自身利益服务，一种叫精粹体系（extractive institutions）的结构就会诞生——精英们的利益与大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并取得优势。
不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群众，都没有有效的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为了使改革获得更广泛的支持，今后应长期强调有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的社会公正和公平。收入差距扩大迅速，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。居安思危、未雨绸缪，不一定没有积极意义。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在世界各文明国家排名居后，尤其义务教育供应不足，相当多老百姓没有基本能力进入劳动市场，被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。实践证明，效率优先，兼顾公平是我国一定时期收入分配的指导方针，适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，是完全正确的，但它不是整个市场经济历史时期不变的法则。
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。人们希望的，是调整和纠正这些不公平现象，并改进运用再分配杠杆适当调剂贫富差距，而绝不是想触动那些合理合法的高收入。
于是对MBO的政策调整了说法，由过去从来没有说过反对管理者收购，到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大企业不宜实施管理者收购，到最后断然宣布：国有大型企业不准搞管理层收购，中小企业只能在极严格的条件下公开公正地试行。从另一角度说，不提高效率，难以实现持久的更多的公平措施，解决社会增多的矛盾。
现在地方国有资产转制中，其收入有多少划拨到社保基金？还比如，政府职能和财政功能由经济建设型为主转变为公共服务型为主，这是与提高公民福利、促进社会公平有关的十分重要的改革。我们必须从现时起，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，加大社会公平的分量。
据保守估计，我国资产总量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高收入家庭，至少已超过l000万个以上，开征遗产税、赠与税已有雄厚的现实经济基础。我国改革之初，各阶层人民受改革之惠，生活改善，没有分化出明显的利益集团，普遍积极支持改革。如果把这些因素计算在内，基尼系数将比现在公布的增大20％以上。他们的效率和公平，都达到相当的水平。
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，是一个完整的概念，现在有些被割裂了。他们认为，只要能够使社会财富总量增加，什么改革手段都可以用，诸如在我国现有情况下，MBO即管理人收购的办法也可以用。
这也可看作对公众舆论的回应。2004年夏天以来，国企产权改革的大辩论，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又一次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讨论。
邓小平告诫我们：改革造成两极分化，改革就失败了。常识告诉我们，收入分配越平均，人们的积极性越削弱，效率自然会低。
随着我国经济发展，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发生变化，有些人借优先和兼顾之差异，有意无意地贬低、轻视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，单纯为一切敛聚财富的过程辩护，这不符合改革的精神。为什么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导致收入差距迅速拉大、社会分配问题丛生的因素十分复杂。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。这一提法，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开始，一直出现在中央重要会议的文件中，成为我国在收入分配政策领域的正式精神。
随着总量发展、经济效率问题逐步得到相对的解决，社会公平的问题已逐步上升为突出的问题。可是现在也有另一种忧虑，认为现在如此强调社会公平，会不会回到传统体制固有的平均主义，担心有些人刻意渲染我国收入差距过大。
讲了好多年要改正这个弊病。争论的另一方则以社会公平的名义，竭力反对在目前法律缺位、国有资产真正主人翁也缺位的情况下，将国有资产贱价或白送给少数人，让他们一夜暴富。
从学理上说，公平与效率这一对概念，是一个矛盾统一体，处理好它们的关系不容易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，已公布的基尼系数，难以计入引发人们不满的不合理、非规范、非法的非正常收入。
